我市公选10个副县级职位实绩量化为今年新亮点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把经济上的世界市场加上政治上的国家体系，作为把握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世界历史背景： 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

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来把握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就成为理解其现代史观的思想红线。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资本原则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其历史作用有相当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推动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的强大动力，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加速度发展，显示出资本历史作用的文明性、进步性一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2](P249) 苏联模式的重要历史教训就是，在实行经济改革转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之后，却没有按照马克思巴黎公社原则、列宁政治遗嘱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制度创新，于是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战后时代，蜕化为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僵化模式，根源正是固守国家垄断制。[6](P191，192，193) 铁血首相俾斯麦，在19世纪中期确实利用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作为杠杆，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曾经严重滞后的德国一度后来居上。换句话说，也可以叫两个解放：生产力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简称人的解放。另一方面，资本本质上又是一种社会关系，造成劳动异化、知识异化、人的异化乃至社会全面异化，金钱关系成为统治一切的畸形社会关系，因而资本绑架国家、宰制劳动，造成两极分化，成为历史必然趋势。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中国改革，成就何在？就在于我们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以后近26年间，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新体制。国内有些中国哲学的同行喜欢强调原典，即诸如四书五经、老庄释典一类的基础文献，这当然没有问题。

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一只井底之蛙，所能见到的知识天空，相对于人类古往今来不断积累的知识总体来说，都不过九牛一毛。因此，对于我先后提出的一些观念，包括援西入中、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援中入西、共生共成等，有兴趣的读者若想知其究竟，在阅读了本文之后，仍需回顾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旧作。在此基础上，又针对涉及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尝试提出了几点个人的再思考。显然，株守四部的旧框架，将文献的涵义限于其中之一，只能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固步自封和画地为牢，完全缺乏现代学术的理据。

但是，我的看法和主张，只有在原有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并无根本的改变。因此，除了一些确有真知灼见、予人启发的文字，也偶有一些欲进反退的非常可怪之论。

尽可能了解中国历史上那些哲人们的思想和学说，原本就是现代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基础首先是指中国的各种古典。不过，以上还只文献基础的一层含义。事实上，晚近西方学界率先兴起而国内学人闻风而动的那种利用图画、石刻、瓷器等作为诠释依据的研究取径，不过是将文献基础从纸本扩展到器物的结果。

或者说，一个传统越能够从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其他传统中汲取资源，其发展与成长的健全程度都将会越高。世界哲学的共生共成这个用语，是我在重思形而上学——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一文中特别提出的。如此对于本文的若干再思考，也才会更能有同情的了解。就此而言，文献基础是否仍然需要呢？在我看来，这是当然的。

在这个意义上，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都是帮助我们看到更大的中国这片天空的方法自觉。因此，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以分析和检讨若干问题的方式，着重讨论我目前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若干再思考。

本文删节版曾刊于《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本次为作者原版。我们当然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不可不以西方哲学（甚至可以包括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化的哲学传统）为参照。

它提倡在世界哲学共生共成的整体脉络和动态过程中，将中国哲学的观念资源引入西方哲学，从而重新界定和思考那些人类经验共同面对的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从诠释和建构这两个既有不同又有关联的方面来说，这一部分基本就是诠释工作的所指。首先，是语文能力的问题。比较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应当是在和而不同的状态下共生共成。一旦大厦的某个部位已由同行完成，不管是前代还是同代，即无需在此部位浪费时间，而要在尚未完工之处用力。用我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一文中的原话来说，即只有在与西方哲学深度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真正富有特性的观念结构和价值系统而非单纯的话语形式，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才能够最终得以建立。

我宁愿假设当初自己的表述仍嫌简略，而尝试在此对文献的涵义予以更加明确的界定。无论诠释还是建构，现代中国哲学所产生的种种负面问题，并不能归咎于援西入中这一基本模式本身，只能要么是对引入的西方哲学未能有真正通透的消化和吸收，要么是对中国哲学传统固有的问题意识和理路无法登堂入室，要么两方面兼而有之。

只有熟悉这些古典，才能了解中国哲学传统中蕴含的各种问题意识。如此一来，现代中国哲学还剩下多少内容，就是可想而知的。

所谓汉话胡说、反向格义、以西解中等，基本都可以视为这一思路和取向之下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基本模式的概括。我在文字表述之中有所针对，语意之间自然侧重于比较哲学的第一层含义。

文献基础这一观念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确保引入西学资源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时能够始终植根于传统，明了中国哲学固有和特有的问题意识，从而使诠释能够恰当和切题，不至于出现那种误以天边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森林的笑话。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举过一些西方和日本学者的例子，这里无需赘述。一、引  言 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曾发生一场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讨论，我不仅自始即参与，此后也因不同的机缘继续发表过相关的论文。第二层含义在三文中虽未必无迹可寻，但要到重思形而上学——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发表，才有正面与充分的申论。

澄清了诠释与建构的关系，哲学史与哲学以及人物与问题这两组概念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博士论文的成败，选题至关重要。

本文在对以往提出的观念予以回顾尤其澄清的基础上，围绕作为比较哲学的中国哲学、如何理解‘文献基础中的‘文献、诠释/建构、哲学史/哲学、人物/问题以及方法论背后的‘哲学观这几个问题，再次对如何诠释与建构现代中国哲学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虽然援中入西的关注点与援西入中有所不同，似乎不再聚焦于中国哲学本身，但援中入西之所以可能和行之有效，同样需要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观念资源有足够深厚的了解。

回顾以往的思考，当然并不是要重申旧说，而是出于思考当下和前瞻未来的要求。就此而言，要求硕士生甚至本科生即提出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将认真理解、消化和吸收既有成果视为只是一种综述，实在是不知学术（scholarship）为何的不通之论。

那就是，它不仅是对以往模式的总结，对于如今和将来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种不可脱离的存在论前提。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经常为人津津乐道。以下，就让我在回顾自己既有观点的基础上，尝试对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澄清和辨正。依我之见，文献基础中的文献，应该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文本典籍，非但经、史、子、集等各种传世文献，甚至也应包括图像、器物（甲骨、铜器、简帛等）等所有作为思想观念之符号反映的物质载体。

其次，与以西解中、汉话胡说和反向格义的单一指向不同，我在提出援西入中时明确指出，如果援入只是指出西方哲学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内部不容闪避的客观存在，那么，援入的结果，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各种形态中，却可以各有不同。对于选题，往往会有研究人物和研究问题两种不同的做法。

但由于缺乏中文古典的解读能力，并不具备深厚的中学素养，只能笼统和皮相地谈论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对现代学术来说，博士论文的写作被认为是从事学术思想工作最重要的准备阶段。

比如说，印度思想中的因明和禅宗思想中的诡辞，都是言说与论证的方式。而知识人所要追求的，就是不断扩展我们的井口，以便尽可能看到更大的天际。